琅琊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

来源: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区  时间:2015-12-18

    琅琊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它的形成源远流长,它的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和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地行政中心的带动作用
    自春秋战国以来,琅琊就是东方名地,一直属于山东东南沿海的重镇和行政中心,早在齐国就称之为“齐东境上邑”。《地理志》载:越王勾践尝治琅琊县,起台馆。《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琊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琊故城。”公元前472年,勾践灭吴之后,为发展势力,图霸中原,曾迁都琅琊。据《越绝书》记载,越国在琅琊历传八君,时224年。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行政区划设郡县制,全国设三十六郡,琅琊郡为其一。郡治在今胶南市琅琊镇的“夏河城”,琅琊县治也设在此处。后迁至诸城县的“东武”,最后又迁至“开阳”(今临沂之北)。至西汉时,琅琊被封为琅琊国,刘泽为琅琊王。当时辖区共有51个县,区划的范围是很大的。琅琊属东国名地,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这里历来是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社会名人和文人墨客云集之处,是文化艺术繁荣之地,这对琅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2、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
    琅琊文化是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南北两种文化长期交融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由于吴越文化的长期影响,致使本属齐鲁文化的琅琊地域文化有了自己新的内涵和特点。
    由于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并历传八君,在此地长达224年之久,毫无疑问,必然将南方的吴越文化带到了琅琊沿海一带,这对当地的齐鲁文化必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来看,琅琊台周围的出土文物,以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为最多,有石器、骨器、陶器、瓷器、铁器,还有不少铜器、兵器和古钱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的铜剑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为最多,有的与越王勾践所用铜剑的形制极为相似,是典型的吴越兵器。琅琊台周围是古文化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带,有龙山文化、商周文化和汉代文化遗址多处,曾出土过石斧、石铲、石凿、石镞、夹沙黑陶罐、黑陶碗,黑陶杯、灰陶罐、褐陶罐、陶鼎、陶鬲、铜剑、铜镞、大批陶片和文物标本及鹿角化石等。这些遗址,普遍文化层较厚,内涵丰富,地下遗存种类繁多。这里还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烽火台、汉墓群和墓葬多处。在琅琊故城(今夏河城)城址的周围,还发现过多处窖穴和灰坑,出土过多件汉代釉陶罐,其中有一件造型优美,纹饰清秀,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品。还出土过大陶瓮、大陶缸、陶罐、陶盆和板瓦的残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半瓦当和车马饰铜件。在琅琊台顶还有多处历史遗存,曾出土过石铲、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片,还发现了6处秦代地下管道和各种板瓦。台上夯土层清晰可辨,秦砖汉瓦片遍地可见,俯首即拾。十分难得的是,先后出土了两面秦代瓦当,上有李斯亲笔小篆的“千秋万岁”文字,当为秦始皇歌颂功德的颂辞。经专家鉴定这两面瓦当分别为国家一级和二级文物,是国内十分罕见的珍品。除早年在西安咸阳发掘一号宫曾有出土外,再次发现就是在胶南的琅琊台。以上事实可足以说明,由于越王勾践徙都琅琊和秦始皇设琅琊郡等原因,使古琅琊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无疑会有力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此外,吴越文化对当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民俗民风方面也可以得到认证。如在琅琊镇的村庄大多有大片竹园,琅琊镇周边乡镇的竹林也较为密集,而在胶南的东、北部乡镇却很少见到竹林。可见,这是越王勾践迁都南竹北引的结果。在语言方面,当地百姓说话有近似吴越人的口音,他们的发音和吐字都很接近。如胶南人读“六”为“LU”,读“六汪镇”为“陆汪镇”,这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琅琊地域有不少地方习惯于种水稻、种植茶叶,不少人喜欢吃甜食,不少人保持喝茶的习惯,还有的人喜欢吃生鱼片和活海鲜。这大概也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3、海上交通的发达,促进了琅琊文化的繁荣
    古琅琊港,在中国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早在东周时期,琅琊港是中国五大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海港的鼻祖,它又是秦方士徐福东渡求仙的启航港和发祥地。
    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福入海求仙,东渡日本,两次启奏秦始皇都是在琅琊台,即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长生不老,永活在世,准许了徐福的奏章,毅然遣他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东渡出海时,仅童男女应有三千人,还有能工巧匠和弓箭手,大约六千余人。并携带生产工具、药草、五谷等大批物资。当时无大型轮船,都是突击赶造的木制楼船,估计多达四、五百只。造船地点主要在琅琊台前的老湾子和潮湾,那里至今还有古代遗留的码头和两处秦代古造船场遗址。徐福东渡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引起了中、日、韩等国家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并一度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各地纷纷成立了徐福会,围绕徐福故里和启航地展开了广泛深入地研讨。经专家论证:徐福是琅琊人,徐福东渡日本由古琅琊港启航顺理成章。
    古琅琊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琅琊港为口岸通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当地盛产渔盐,贸易兴隆,所以长期内这里相当繁华,海岸贸易进入了鼎盛阶段。当时主要是南北通商,琅琊的渔盐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方的宁波、福州海港,而南方的丝绸、布匹、陶瓷、竹具、文化艺术品和生活用品则可成批地运往琅琊。当时,从南方来这里经商的商人与日俱增,他们分布在泊里镇的董家口海滩,不少人住在琅琊湾和陈家贡湾一带。这些商贾和摊贩常年住在海边做生意,每逢重大节日他们都要向房东送礼进贡,海边的“贡口”、“陈家贡”、“肖家贡”等村名就是最好的见证。
     在琅琊台周围和沿海一带,早年出土了不少汉代釉陶罐,在夏河城周围,还发现了多处汉代的窑穴和作坊,并出土过成组的釉陶罐。之后,在整地改土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批唐、宋时期的瓷器。经专家鉴定,这些陶瓷器大部分是从南方运过来的,多数都是景德镇烧制的。在八十年代,还发现陈家贡海湾内有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在海边礁石上,残留着明代景德镇瓷器,有青花瓷碗、瓷碟、瓷盘和汤匙等。经专家鉴定,这批瓷器是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生产的民窑瓷器。显而易见,琅琊海上交通的发达,为南北方物资的流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无疑,这对琅琊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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