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刻石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

来源: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区  时间:2015-12-18

     琅琊刻石共有两块。均为李斯用小篆书体所写,“颂德诗”是李斯为卿时所写,“二世诏书”是李斯为相时所书,在当时为全国“书同文”的典型范例。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一次巡狩琅琊时所刻,全文有497字。另一石刻为“二世诏书”,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来琅琊在颂德石刻之旁刻诏书,世称“二世诏书”,全文共79字
     琅琊刻石,历经沧桑,经过了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颂德诗在北宋时已失。当时苏轼为官密州时,曾记述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而忘归,徙黔首三万家于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
     宋政和元年(1111),金石学家赵明诚,闲居青州时,偕夫人李清照,曾回故里诸城,去琅琊台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证,他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据此可见其保存梗概。
     以后经金、元及至明代万历年间,诸城知县颜悦道,曾大修琅琊台,在庙院内立大碑一座,将二世诏书刻石,嵌于碑上,得到了妥善保护。
     后至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石行将迸裂,诸城知县宫懋让“束之铁箝,得以不泐。”
     清道光年间,铁束散断,知县毛澄筑亭复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亭圮,石刻又遭雷击而破碎,散失在荆棘中。
     民国十年(1921),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奉省令保护古迹,遂派县视学王培祜,偕诸城有名的诗人金石收藏家孟昭鸿(方陆),共赴琅琊台考察,将散落于荆棘丛中的石刻碎片,收集运回保存,经校对尚缺数石,次年(1922)春,王培祜及孟昭鸿等,又去琅琊台,访求诸道院及台下居民,又得数石运回,再为校对,竟成完璧,粘合后,嵌立在教育局古物保护所中。王景祥亲自撰文《秦碑收集记》,由孟昭鸿用隶书体书写,并由鞠瑞墀刻石以志之,详尽地记述收集刻石情况及其始末,是十分难得的文字资料。现志文石刻已失,仅存拓片照片。
     1938年,日寇侵占诸城。为保护琅琊刻石安全,人们将刻石迁于文庙孔子牌位后收藏。后因日寇欲将文庙作为军火库,强令迁出孔子牌位,遂将刻石移往天齐庙。1940年,伪县政府整修天齐庙,又将刻石移至庙东道士房内。1945年,又移至臧氏班经堂内收藏。
其间,日寇发现刻石,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军驻地文庙,企图运回日本。
     当时有爱国人士崔子山,巧妙应付,将刻石装入箱内,抬往后营小学,委托校长李锡琪、教员马警民等妥为收藏,藏于校南院小楼底下。为安全起见,大家将刻石及王景祥撰文、孟昭鸿书写的“秦碑收集记”刻石,一并嵌于墙内,后由徐天石用泥涂抹掩盖。经过多人的努力,刻石得以保存。
     1949年,胶东行署文管会派诸城人、著名雕刻家、教授石可亲至诸城收集刻石,在诸城金石爱好者、雕刻家、书法家王子光带领下找到了刻石。后来,刻石被运至行署,后又调往济南省文物保护部门保存。1959年,调往北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历史博物馆大厅内,为国家一级文物。  
李蕾
(根据相关资料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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