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琅琊及山东沿海

来源: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区  时间:2015-11-29

朱亚非


  秦始皇、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们在位期间,对琅琊台港湾都情有独钟,数次光顾流连。 
  秦始皇自二十八年(前219)至三十七年(前210)四次巡游山东沿海,三次抵琅琊台,时间分别为前219年、前218年、前210年。    
  汉武帝自元封元年(前110)至征和四年(前89)曾七次巡幸山东半岛,六抵沿海。史书明确记载的至少两次抵琅琊台港,即前106年、前89年。  就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而言,数次到琅琊巡视的也仅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二人。且二人都是开疆扩土、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辞劳苦,跋涉数千里巡游山东沿海?翻阅前人著述,多解释为寻求海外长生不死之仙药。此种说法,自有道理。然将全部原因归咎于此说,尚不全面。还应将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琅琊等山东沿海地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去分析考察,才能更完善地反映出两位杰出帝王东巡之原因。
  (一)秦始皇、汉武帝东巡山东沿海,首先与当时山东地区政治形势有关。
  山东在战国时期属齐国,是秦始皇统一过程中最后纳入其版图的地区。秦统一后,百废待兴,对山东地区更是极为重视,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为了防止齐国旧贵族势力死灰复燃,下令将原齐国旧贵族及豪富迁徙到咸阳至巴蜀地区,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基础,瓦解他们的统治根基。为了消除反秦势力可能利用的地理优势,灭齐后,秦始皇立即下令拆除山东境内的原齐长城,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另外又修筑自咸阳到山东的交通网,《汉书·贾山传》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所至于此。”秦代驰道,也修到了山东沿海一带。最后,又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山东地区原流行的齐刀币被废除,以半两铜钱取而代之,井以商鞅变法时的度量衡代替了齐国的升、豆、釜、钟等计量单位。    
  秦始皇采取的以上措施,对稳定山东局势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由于秦代赋役沉重,刑法严酷,“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赭衣塞道,囹圄城市”,加上修长城、筑驰道强行征发大批人力物力,给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引起山东各地群众不满与反抗。公元前211年,东郡(今河南濮阳、山东菏泽一带)有人就在郧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秦始皇派御使调查未果,竟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前218年,在出巡河南、山东一带时又险遭人谋刺,“为盗所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在朝廷内部,山东地区一些官员、知识分子也不时与秦始皇发生激烈冲突。齐人淳于越、薛人叔孙通、孔子八世孙孔鲋等竭力要求分封,被丞相李斯指责为“以非当世,或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在李斯等人煽动下,秦始皇也把山东知识分子视为企图瓦解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事隔不久,又发生了燕、齐方士侯生、卢生攻击秦始皇“天生刚戾自用”,又假借求仙药逃走事件。秦始皇以此为借口,焚书坑儒,乘机对不满其统治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山东地区的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在血腥镇压下幸免于难的知识分子纷纷逃亡。如儒生伏胜逃出咸阳隐居于齐鲁之间,孔鲋和叔孙通则率领一批弟子秘密反秦,后来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山东还有人在民间散布“东南有天子气”;大造反秦舆论。山东地区的形势难以令秦始皇放心,所以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七年,他几次到山东巡视,每次巡视,随带大批官员,浩浩荡荡,目的就是要树立绝对权威,巩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所到之处,他封泰山,在琅琊刻石以颂其功德。同时也做出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前219年,他在琅琊居留三月,下令迁徙三万民户于琅琊台下,免其租税十二年,秦始皇东游显然是要“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    
  汉武帝时期,东巡活动更甚于秦始皇。自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到征和四年(前89),在短短的二十余年内,武帝竟九次巡视山东,六次进行封禅泰山的活动,六次到沿海地区,其活动范围超过了秦始皇。这种对山东地区频繁巡视,也是与该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     
  汉初,刘邦在山东境内先后分封了齐国、淄川国、济南国、胶东国、高密国、城阳国和东平国。由于诸侯国势力强大,在文帝时就发生了齐王和济北王叛乱;景帝时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山东的胶西、胶东、济南、临淄都为叛乱者所控制。虽然在叛乱被镇压以后,景帝将各王国地盘缩小,但在武帝即位以后,对前代诸侯国之乱仍忧心忡忡。他采取两个果断措施,一是采用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王子部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成为侯国。如在山东的淄川国内,武帝封了淄川王刘志的儿子15人为侯,封了城阳王刘延的儿子20人为侯;在济北国,也封了8个侯国。其它如胶西、胶东、齐等小王国,也采用类似分封办法,如此以来,山东境内“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他还“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从而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甚至不惜寻找借口对诸侯夺爵削地。因此,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存在,但地盘权力日小,封土不治民,只能“衣食租税”而已,对中央已构不成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武帝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山东境内设置兖州与青州,每州设刺史,专门督察各诸侯国政事。如青州刺史就曾先后二次奏淄川王和齐王子女有罪,并获准加以惩办。州刺史的设置,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举措,但真正效果如何,则是武帝东巡视察需要亲自了解的。    
  再从经济上看,山东地区从战国时期经济已很发达。西汉初,全国设铁官50处,山东就有12处,分布在琅琊郡、临淄、历城等地,铁的产量达到全国的四分之一;汉初全国设盐官35处,山东有11处,盐的产量达到全国三分之一;山东还是全国纺织业中心,临淄、定陶、元文(今济宁)是当时三大丝织业生产基地。临淄的三服官手工工场,还成为专门为皇室和西汉政府生产丝织品的场所。秦汉时期,山东商业也很繁荣;时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之说。汉武帝时,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山东地区已发掘出土的汉初半两钱币已有500余斤,10万余枚。就当时经济地位而言,秦汉时期山东也是仅次于关中的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地区。在如此重要的地区,武帝时却多次出现水旱灾情和小规模农民起义。山东形势的变化对全国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影响。这就不难看出武帝东巡首先要稳定山东局势。从武帝东巡行程看,除了在琅琊东莱等地巡行大海,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宣扬自己的功德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封禅仪式结束之后,让山东各地官员、诸侯汇集泰山脚下,听取汇报,考察他们的政务;或接受郡国上计(向中央汇报);或亲临治水第一线视察。可以说,了解山东情况,稳定山东局势,巩固在山东的统治是武帝东巡最重要原因。       其次,秦皇、汉武东巡,也与当时反击外患,对外用兵的军事行动有关。秦朝建立以后,最大的外患来自北方的匈奴。秦始皇除调动大批劳动力修筑长城防备匈奴以外,还派出自己的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蒙毅率数10万军队驻扎在长城一线全力防备。秦始皇耽心“亡秦者胡也”,竭力要解除匈奴威胁,在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巡游河北、山东之际,派蒙恬率兵三十万主动出击匈奴,并收复了河套以南失地。为解决北方边防部队的军粮问题,秦始皇迫切需要征调山东一带粮草支援北方边境,并进行大规模的海运。他亲自指挥“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这条海运交通线是自琅琊(今胶南一带)北行过成山头直抵天津,再从天津经陆路将军粮调至长城一线。这条路线,也是秦始皇几次巡视的地方,这也不难看出秦始皇要加强对山东沿海地区的控制,确保国防运输线畅通的决心。    汉武帝东巡山东沿海,同样与对朝鲜用兵密切相关。汉初,燕人卫满率众到朝鲜北部,建立卫氏政权,仍服从汉朝辽东太守节制,但到其孙执政时,卫氏朝鲜不仅与汉朝背盟断约,攻杀辽东地方官吏,而且破坏半岛上其它小国如真番、辰韩与汉朝的交往,为汉朝所难容。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夏,正值汉朝与卫氏朝鲜关系恶化之时,武帝东巡东莱一带,名曰为求仙,实际上是为对朝鲜用兵进行实地考察。同年秋,在汉朝使节涉何赴朝谈判破裂之后,武帝立即派兵讨伐。汉朝军队分兵二路,一路由左将军荀彘从辽东陆路进发;另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五万水军自山东渡渤海,目标均为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附近)。冬十二月,两军会师城下,经过几个月的围攻,卫氏朝鲜宣告投降,武帝随即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由汉朝直接管理,稳定了北方边疆的局势,也保证了中、朝、日海路的畅通。此次征朝鲜,自东莱渡海的水军立了大功,这与汉武帝亲自视察山东沿海周密安排是分不开的。    
  武帝东巡山东,对保证丝绸之路的货源充足,也有促进作用。自张骞通使西域后,中亚、西亚各国商人纷纷涌入中国,求购丝织品。当时的山东,是国内丝织品重要生产基地,也是丝绸之路源头之一。如本世纪初甘肃敦煌曾发掘出任城国"亢攵缣",就是山东纺织品西去的例证之一。当时汉政府要将山东大批丝绸运往洛阳、长安一带,再经丝绸之路西去中亚、西亚各国。山东历史悠久的纺织品,也是武帝可以向外人炫耀的一个资本。如元封六年(前105),武帝“巡守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部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贤示汉富厚”。武帝让外国使节陪同他参观山东沿海,也是要让他门看看该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    
  再次,秦始皇、汉武帝东巡山东沿海,与追求向海外发展、开疆拓土的强烈愿望有关。秦始皇因一统天下之伟业被称颂“千古一帝”,统一中原后,他尚不满足,仍积极向周边开发。他派遣50万人开发南岭、南越、西瓯和珠江流域,调集重兵赶走匈奴。汉武帝更将匈奴追击到大漠以北;在朝鲜设立乐浪等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置于有效的控制下;向南征服东越,设置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均在越南境内),将版图扩大到海南岛和印支半岛。但是面对东面的大海,一种神秘感仍笼罩着这两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在当时邹衍等思想家“大九州之说”影响下,秦皇、汉武也认识到除中国之外,海外仍有广阔的天地,也激励着他们欲向海外发展,去拓展新的势力范围。这种向海外发展的企图受到下列两种因素的刺激,更加速了其紧迫感。     
  一种因素是两位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的渴求和燕齐一带方士宣扬海外有仙境、仙药所造成的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山东地区方士极为活跃,各种学派代表人物云集。仅以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为例,就汇集了阴阳家学派的邹衍、淳于髠,法家的慎到,道家的田骈、宋钘、接子等人。秦统一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山东地区各种流派并没有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活动在沿海一带的道家、阴阳家、儒家等知识分子,既不满秦始皇重用法家、推行暴政、大搞专制统治;又要千方百计迎合君主心理,提高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由于长期活动在沿海地区,他们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一些对海洋的认识和航海知识,根据海边人民群众的一些传说,大肆渲染海外有仙山、仙药、仙人,有神仙乐土,从而迎合了秦始皇、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的心理,也激发了两位帝王向海外创业的雄心。秦始皇几次遍游山东沿海,接见徐福等方士,答应他们的请求。汉武帝甚至要亲自驾船出海追求仙境,极为充分地表现了两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走向海外、追求新的业绩的渴求与希冀。     
  另一个对秦皇、汉武形成影响的因素是当时沿海地区居民已开始了向海外移民以求发展的尝试。由于秦朝暴政,继而秦末汉初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中原地区动荡不已,自东莱至琅琊,山东沿海有许多贫苦农民或避战祸、或为求得生计大批渡海东去。如《三国志·乌丸列传》记载:“辰韩耆老称,有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与之。有城栅,其语言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今有名为秦韩者。”《文献通考·四裔考》也称:“及秦乱,燕、赵、齐人往避地者数万人。”又如《汉书·王景传》中提到王景的八世祖王仲,系琅琊郡人,因避吕后之祸越海而逃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在暴政和战乱的年代,逃避海外并谋求发展是山东沿海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选择。这种向海外的移民活动无论是对秦始皇、汉武帝等封建专制君主还是对在沿海活动的方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始皇、汉武帝开始认识到海外仍有可以发展和开拓的地盘,这对一个雄心勃勃且权力欲极大的封建君主来说,自不满足于统治中原地区这种现状,只要有机会,仍要凭借现有的实力向海外发展,以完成“天下归一"的帝王霸业。同样,作为不满于现状而又无法用武力反抗秦始皇暴政和汉武帝高压统治的沿海一带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向海外发展才是一条适应自己生存并待机进取的比较理想的道路。他们谋求向海外发展与贫苦百姓向海外移民有所不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制造海外有仙境、仙药的舆论,迎合秦始皇、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追求海外美妙仙境的心理,为自己远赴海外有更加从容的物质准备。如此而言,就不难理解秦始皇为什么会慷慨地赐给徐福数千童男女、大船、捕鱼工具、连弩、五谷及百工等人员和武器装备、生产工具,除了求仙药以外,也有让徐福为其探明向海外发展的途径。同样也不难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过份宠爱胶东方士奕大,不仅将他封侯、赐万金,甚至将亲生女儿嫁给他。并且在他的引导下,六次巡海,几乎要打算亲自远赴海外。秦皇、汉武巡海与方士们的舆论宣传是分不开的,徐福东渡成功正是方士们利用自己的智慧达到自己理想的典范,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姓名可稽的奔赴海外,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二)二千年前,秦始皇、汉武帝数次东巡琅琊及山东沿海,其影响与意义十分深远。    
  其一:加强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如前所述,无论是秦代还是汉初,国家最有效控制地区是陕西、河南一带,原为齐地的山东由于秦统一的时间较晚,封国较多,思想领域各种流派活动频繁,反抗秦专制集权的舆论较强,仍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离心力量,成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不稳定因素。秦始皇、汉武帝经过东巡沿海、封禅泰山、琅琊刻石等一系列活动,炫耀帝王的绝对统治权威,对离心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计、考察、接见地方官员,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目的,对新兴的封建统一国家政权是有利的。
  其二:东巡也有利于促进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秦汉时期,山东的经济发展如何对全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秦始皇、汉武帝无论是对外用兵、发展与外国的贸易,还是维持庞大的政权官员和军队的开支,山东地区所提供的赋税收入都是必不可少的。从秦始皇下令迁徙三万户人口到琅琊地区从事生产和开发,到汉武帝亲自参预堵塞山东境内的黄河决口,均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山东经济的重视程度。应该指出,秦末汉初虽有战乱,但山东地区的经济仍持续发展。如琅琊人贡禹在汉元帝继位时曾谈到“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又如临淄齐故城发掘出汉武帝时冶铁业遗址有40万平方米范围,比战国后期齐国冶铁遗址大8至10倍。由于汉武帝亲自指挥治水,给地方官兴修水利以极大鼓舞,以致“用事者争言水利……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宅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水利的兴修又促进了农业发展。当时的琅琊郡稳城县(今高密)就有“蓄潍水溉田……旁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号万匹梁”之称。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一文中评论汉初山东经济状况时认为:“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秦汉之际,山东地区经济发展较快,除了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努力外,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秦始皇、汉武帝东巡,促进了山东沿海地区航海业和海外交通的发展,增长了沿海地区人民的对外开放意识。秦始皇、汉武帝每次巡视山东沿海,都是成千上万人浩荡而行,所乘的大型楼船高十余丈,所载上千人,为当时世界各国所罕见。这些船只不仅高大壮观,而且推进与操纵设备齐全,配置了长桨、尾舵、风帆,能够充分利用海风在波涛起伏的状态下航行。在秦皇、汉武庞大船队的刺激下,沿海地区贫苦农民为向海外谋求生计,也加快了造船业和航海业的步伐,秦汉时期,北方沿海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地位。在秦皇、汉武东巡和探求海外有仙境之说的鼓舞下,在方士们宣扬海外有仙山、仙药的舆论引导下,在为摆脱暴政及贫困的现实状况推动下,山东沿海居民对走出国门,奔赴海外的开放意识日益浓厚,并不断进行东渡的大胆实践。正是由于沿海人民群众向海外迁徙者众多,秦汉时期,一条自山东沿海经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再折向东南行,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渡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九州地区的中、日、朝海上交通线最终形成。这条路线也称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它沿中、朝海岸曲折而行,依赖日本海左旋环流的推动,这对于当时航海工具比较简陋,航海技术尚不完备的中国移民而言,当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航线。自汉至唐初,日本使节大都是经由这条航线来中国,直到唐代自宁波一带直抵日本的航线开通以后,北方海上航线的地位才有所削弱。


关注琅琊台微信